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缔造“黄河百害,唯富一套”的神话 那些在河套留下足迹的拓荒者
 
 

  

  几乎每个河套人都知道“黄河百害,唯富一套”的民谚,

  我们常常以此为傲。

  然而,你可能并不知道,这句谚语的历史并不长。

  如果你穿越到清朝以前的河套平原,

  你会惊奇地发现:

  哪有什么塞上江南?

  哪有什么塞外粮仓?

  目之所及,不是人烟稀少的干旱草原,

  就是一望无垠的漫漫黄沙。

  甚至,在清代的同治年间,

  这里依旧是“只见蒙古包,不见人和树”的茫茫荒原。

  那么是谁,

  让原来荒芜的后套平原在不到200年后的今天,

  成为了内蒙古最大的粮仓,

  成为了富饶的塞外天府?

  根据古籍记载,加上侯仁之等历史地理学者的考证,专家汇出了西汉时期的黄河水系图及黄河流经郡县分布图。当时,乌加河(西汉时期的北脉)是黄河的主河道,水量远大于南脉。

 

  用生命垦荒的先人们

  你一定有一个疑惑:

  明明拥有最适合做农田的冲积平原,拥有可用来浇地取之不尽的黄河水,拥有适宜的光热条件,河套平原上为何几千年都没有发展出像样的农耕文明?

  翻开地图,你大约会找到答案:

  河套平原北有阴山天然屏障,南有鄂尔多斯高原,西有乌兰布和沙漠,负山阻河,就像农耕文明在塞外的一块飞地,孤独而耀眼地被游牧文明包围着。

  这样的地方,固然适合耕作,但因为位置微妙,注定要成为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双方冲突的前沿。在战争的不断侵扰下,要想发展出连续的农耕文明可谓困难重重。

  尽管被兵荒马乱一次次打回原形,然而先民们从未放弃过努力。

 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榆中(今天兰州市榆中县)的一批百姓成为到河套垦荒的第一批先民。

  为出击匈奴,蒙恬率30万兵驻于河套,暴师于此十余年,远离中原,30万人的吃饭问题要靠自己解决,于是,屯田于河套,“迁北河榆中三万家,佃与移民。”

  然而,秦祚短暂,第一批10万移民没有来得及开渠灌田,就遇到借秦亡而大举犯边的匈奴,10万百姓逃回中原。

  西汉与匈奴相峙于河套,威胁京师,移民屯边以固边的设想再次被提起。

  汉文帝、景帝时期,重臣晁错多次上秦,建议政府徙民实边,并采取各种措施,使徙边之民有家室田作,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。为了使徙边之民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,他设计的方案中,甚至连移民的居室构造、医疗条件和婚葬祭祀等生活习惯都考虑到了。

  终于在汉武帝年间,数次移民60万到河套屯田,在现今磴口县乌兰布和地区修建水利工程,引河水进行垦殖。据《水经注》载:“河水又北,有枝渠东出,谓之铜口,东经沃野故城南。”

  这条支渠的灌区在现今磴口县协成和杭锦后旗头道桥镇的境域。

  大批的中原农民为河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铁器,牛耕,水利灌溉思想,还有农技新技术。河套地区的农耕文明开始起步。

  西汉尝到了开渠、垦荒的甜头,于是在此后与匈奴的战争中,每取一地,即设郡置县,紧接着兴修水利、移民屯垦。河套灌区一时间耕牛遍地、人口众多。

  那时河套的繁荣昌盛我们已无缘得见,然而从考古学家发现的被覆盖于乌兰布和沙漠之下的三封、窳浑等县城的渠道田埂遗迹中,我们可一窥当年农垦之盛。

  在今磴口县沿河一带发现的大群汉墓及城邑、村落遗址也证明了这里曾经是汉代垦区。

  王莽后,河套又陷于兵荒马乱,迁入此地的百姓为躲战乱,纷纷弃田逃回中原,河套的农耕文明中断,又回复到一片游牧世界。

  北朝时,出现了一个聪明的民族——鲜卑族。

  之所以说其聪明,是因为这个崛起于马背上的民族,看到了农耕对于固边的作用,自从进入河套平原就大力发展定居农业。他们在磴口、临河一带屯田,并通渠灌溉,并且规定把每年收获所得按比例分给屯田人。由此,北魏大得民心。

  然而由于2000多年来,河套始终战乱多和平少,所以每一次屯田开渠时间不长便被战乱毁弃,先人们虽以生命垦荒,却没有办法使河套脱胎换骨。到了清代,虽然阴山南北尽入中国版图,河套不再兵荒马乱,但清朝划定蒙汉界限,蒙地禁止汉人垦耕,后套属蒙地,农业未能拓展。

  尽管禁令严苛,但破产农民或铤而走险,结伙强耕,或宁愿入蒙籍为蒙奴,冒着生命危险来换取在蒙旗有地可耕的机会。成千上万的赤贫农民涌向口外谋生,开发河套农业水利,世谓走西口。

 

让河套平原拥有千万亩水浇地的地形密码

  我们都知道河套平原的富饶得利于黄河水的浇灌。但你是否知道如何浇灌?是直接挖通黄河水就能浇灌吗?

  远非如此简单。黄河的中游河段,虽然弯曲,却最为古老。相比不断改道的下游,中游河道又颇为稳定。汉代在河套地区的灌溉工程几度兴废——除了战争前沿的影响,还跟这一带的水系有关。

  黄河流到中游,唯一的大改道就是在位于巴彦淖尔的后套平原。

  从地图上,我们可以看出在巴彦淖尔狼山脚下的黄河道在“几字弯”左上角又来了个“套中套”。黄河主干道上面,乌加河绕了个弯,又汇入黄河干流。

  黄河下游的改道带来了灾难无数,而在河套的这次改道,却使河套平原拥有千万亩水浇地成为可能。

  让我们无法想象的是,在汉代,乌加河才是干流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注解说:“(黄河)其水积而为屠申泽,泽东西百二十里”。以下的流经路线是:“河水又屈而东流为北河, 东迳高阙南。河水又东迳临河县故城北,至河目县西”。接着“北河又南合南河,上承西河”。经文里提到的北河,是今乌加河,为当时黄河主流;南河当时是支流。

  后套平原虽然地域辽阔,但在这扇形平原上,黄河水若是一直沿北缘靠近阴山的乌加河流过,就难以润泽到南部的土地。因为这一片的地势是北低南高,位于低处的黄河是无法引流灌溉南部的土地的。

  清道光三十年(1850 年)的一天,寂静的后套平原上,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水声。原来,随着乌兰布和沙漠不断向东侵,流淌了几千年的黄河北支——乌加河的河床竟然生生地被黄沙截断了。滚滚黄流顺势侵入南河,原来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南支成了新干流。北支原干流,成了一条首尾被截断的内流河,像一条孤独的蚯蚓在泥沙中挣扎。

  但是,对于水利来说,黄河的这次改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:黄河干流占据了南方高地,为河北岸的荒原提供了引水灌溉的先决条件——如果黄河主流在阴山下,是无法将水引向海拔更高的平原腹地的。

  这次黄河改道,终于形成了有力的灌溉地形水系。这看似坦荡的后套平原内部,实则隐藏着地理秘密:干流须在南缘流过、地形西南高东北低——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,才能引流灌溉这片荒地。这样的自然条件,到了晚清时期才具备。

  但是此后近30年里,无人能借这一地利,将黄河水直接用于后套垦荒。一方面,当时的人以为是因为南低北高造成了黄河改道,而不知道真实情况恰恰是北低南高。另一方面,在乱世之中,谁敢轻易去开垦那块遍地盐碱滩的塞北荒漠+沼泽滩呢?

  冥冥之中,河套平原在期待着一个能解开它地形密码的人出现。

  清初时期黄河河套地区的水系,东西向由南北两支,演变成南、中、北三支;由南向北流的一段,演变成东、西两支。

 

 

 

  狼山与后套平原之间有一条断层带。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,断层以北的狼山不断抬升,以南的平地则不断陷落,形成了一个断陷湖盆。后来,黄河经过多次改道冲积形成了肥沃的平原。清道光三十年,黄河从乌加河改道南支,为自流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。

 

治水天才王同春

  这个解开河套平原地形密码的人,在河套地区青史留名。70多年前他的事迹曾入选当时的小学课本。他叫王同春。

  王同春13岁到磴口投奔叔父,5年后到后套东部地商郭大义手下当了一名渠工。从此,这个不识字的年轻人,与水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  从磴口东去的南支成为黄河干流后,由西南向东北分出了五条支汊,靠近后套东端西山咀的地方有一条缓缓北流的辫状河。后来,人们给它取名短辫子河(经过改造后称“短辫子渠”)。郭大义就在这里做地商。1868年夏秋时节,短辫子渠周围因为水土丰美,一下子来了上千名“雁人”(春天开荒、秋冬季节返回的内地人),这条涓涓细流周围顿时被大片耕地所围,垦殖面积扩大了十几倍。

  不久,人们发现:这条天然灌渠淤积了!

  正当郭大义他们束手无策时,此前不太说话的晚辈王同春站出来指出,开渠最重要的是渠口,开口位置不对,要么会被大水冲毁,要么就会淤积断流。接着,王同春做出了大胆预测:“短辫子渠如不改变渠口,两三年后一定会废掉!”

  4年后,王同春的话应验了:短辫子渠口再次淤塞!

  1873年,王同春被郭大义委任为渠道改造工程总管,全面负责新短辫子渠的疏浚和改造。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,新的短辫子渠挖成了(今名通济渠)。人们发现,经王同春改造后的河渠“高不病旱,卑不病涝”,高处低处庄稼均能得到灌溉。

  过去,开渠的人不懂水利,也不勘察地形,往往顺着河汊选线。当时,后套中西部依旧被黄色的沙地和丛簇的红柳覆盖着。王同春通过几年的观察发现:后套平原大地形是平坦的,小地形却是不平坦的,甚至可以说十分复杂,平原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沙梁、碱滩、海子,还有高低起伏的山坡、野草蓬蓬的壕沟。而王同春悄悄地徒步沿着黄河北岸的各个支汊来回考察了数次——原来模糊不清的地形地势,逐渐在他脑海中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地图。

  通过不懈考察,王同春发现平原地势“西南高,东北低”,这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反。

  1882年与郭大义分道扬镳,王同春的公中(耕作单位)收留了上千号青壮劳力,并成功从蒙古族王公手中租到了大片耕地。他开始酝酿宏伟计划:从黄河直接开口,开一条贯穿后套腹地的大渠。

  要凿通那条前所未有的大渠,王同春需要找到一个立足的根据地。他在脑海中的地图上仔细地搜索着那个重要的点,最终停留在一个叫“隆兴长”(今五原县城驻地)的村子。它就是后套平原上的买卖中心。当时民谚云:“要买好东西去隆兴长,要骑骏马到锦绣堂。”王同春买下了隆兴长,隆兴长蒸蒸日上的日子,也正是王同春大规模开渠的时期。

  1882年,王同春利用哈拉格尔河、张老居壕、奔巴图河等3个天然壕沟,疏浚挖通一条灌溉农田的河渠。到了1902年完工时,又开了支渠45条,可灌溉良田2200余顷。这条连接黄河、乌加河和乌梁素海的大渠,后来改名“义和渠”——这条渠一直到今天还在惠泽后套土地。

  有了义和渠的成功,王同春对开渠更加痴迷。《绥远通志稿》称他“每遇疑难渠工,俯而察,仰而思,面壁终夜,临河痴立。及豁然有悟,往往登高狂呼,临河踊跃,以为生平第一快事”。果然,他的开渠运动一发不可收拾。从同治到光绪年间,他独立投资开渠5条:刚济渠、丰济渠、灶河渠、沙河渠、义和渠,又与人合伙开渠3条:通济渠、长济渠、塔布渠。这就是清末后套的“八大干渠”。在此基础上,他还挖通了270多条支渠和无数条小渠。

  王同春在后套开渠总长达到4000多公里,后套水利系统在光绪年间可浇灌土地110多万亩。

  王同春似乎是为了开渠而生的。1925年农历六月二十八,王同春为开挖新渠只身跳入黄河勘察,不久就昏厥在水中。等渠工把他抬出水面,74岁的王同春已经逝世。

  谚语说:“黄河百害,唯富一套。”这“一套”最早仅指宁夏平原。经过王同春父子与后套百姓近百年的奋斗,开发较晚的后套终于也变成了塞外粮仓。时人曰:“由是后套垦地万顷,灌溉之利,几与宁夏相争衡矣。”后来,河套地区才有了这句新谚语:“天下黄河富河套,富了前套富后套”。

  王同春晚年时,曾经梦想过“一首制引水”。他虽然带领河套群众开挖了八大干渠,但他也看到八个口子引水弊端很多。他设想在自己所辖的各条干渠之间从西到东开挖三条大连环渠,将其层层串联沟通起来,但最终只是空留下了一份《复兴后套计划渠图》。

  王同春是治水天才,但没有遇到好的社会制度让他施展自己的抱负。

  一首制的梦,只能留给后人去实现了。(韦嘉策划 韦嘉 王月荣整理)

 

 

 

   

   

义和渠的水从“隆兴长”总号门前穿过,纵贯于河套腹地。一条前所未有的大渠开通,不仅让王同春完成了华丽转身,也彻底改变了隆兴长的地位。